|
從認知心理出發的政治學研究不僅文獻豐富具理論開拓性，議題亦具實務重要性，應用範疇可用於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在國際關係與外交決策的研究上、在社會融合與族群關係上、亦或在國家發展與公共政策的推動上。以研究的角度看，基本上均是要釐清從「政治心理認知」到「政治抉擇或政治行為展現」的一連串 心智歷程及其影響機制。簡要來說，此研究主題著重於「誰透過何機制形塑出特定的政治認知內涵，並藉以影響特定對象的政治行為，進而達到其政治目的。」
但當前研究主流途徑「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及「方法論集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皆在理論途徑上遇到問題，更在分析方法上遇到瓶頸：前者強調訊息對抉擇的影響，信息揭露（information reveal）的多寡與內涵，將相當程度地影響行為個體政治抉擇，而此信息通常都被當做既定（as given）變數或理論假定（theoretical presumption），而鮮少探討外在訊息生成的機制、以及行為個體接受訊息的狀態，以致於一旦外在訊息有所變動，整個行為預測結果便有所更易，失卻分析信度；後者則假設政治抉擇往往是受社會結構（structure）所決定，因此行為個體的抉擇，並非是自主決定的，而是社會結構（如，文化認同、社會系絡、族群分布、國際社群所廣知的規範等）型塑後的結果。這兩種途徑皆有弊失，前者往往缺乏普遍客觀的實證證據，難以完成一般化解釋，而後者過於強調結構因素，忽視個體抉擇的差異性，致使因果關係難以識別。
因此，從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出發的認知政治學有助於政治科學展開前瞻性的典範轉移。從社會心理學出發的研究能夠嘗試「由外而內」的從外在結構去探討心理抉擇機制，外加從個人人格特質、感知與態度等「由內而外」屬個體層次因素對政治抉擇行為影響的途徑，並借用認知心理學中的神經科學腦照影技術，觀察個人大腦對外結構或內生自發的感知情緒反應，建構出「內外交錯」的抉擇行為之心智歷程模型。如此一來，則可以在「證據基底」（evidence base）的原則上，建立上述兩種研究途徑分進合擊的新途徑。
|
